2018年9月12日，7位原告在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签署了一份调解书，他们最终获得了4万到9万不等的赔偿。薄薄的调解书的背后是轰动一时的“儿童血铅第一案”，这起案件的结束鲜有关注。
    历时4年，经历了一审、二审、再审，当年站在法院中的53名原告锐减为7名。在诉讼长跑的过程中，有人选择了放弃，有人选择了坚持。
    “他们确实疲惫了，不想再做了，他们看不到希望。如果继续的话，可能还是会维持原判。还不如有这样一个协调。”深圳市零废弃环保公益事业发展中心的总干事潘庆安告诉每日人物，“对于这些老百姓来说，他们已经付出了非常非常多的努力。” 
    
    该案原告与代理律师戴仁辉
    因化工厂污染 周边300余名儿童血铅超标
    湖南省衡阳市衡东县大浦镇，是一座工业强镇。依托大浦工业园，它不断建设产业集群，引进了美仑化工等为代表的化工业。2009年，它实现了规模工业总产值21.45亿元。
工业高速发展的同时，大浦镇也在付出代价。
    镇上居民毛宝珠的家离美仑化工仅30米。2012年年底，她发现6岁的孙子易万军血铅超标，外孙和外孙女的血铅值也超过了儿童标准值100微克/升，出现同样情况的还有大浦镇上其他300多儿童。
    据当时的媒体[b1]调查披露，血铅超标的孩子会出现肚子疼、没力气等症状，其中一名受害者聂益龙还出现了发育迟缓的现象，身材比同龄人矮许多。
    2016年春节，潘庆安到大浦镇走访，到毛宝珠家时发现，易万军明显害怕生人，喜欢发呆，厌食，身材瘦小。
    潘庆安还发现，除了美仑化工厂附近居民的环境受到污染外，大浦工业园周围也出现了零散的血铅超标儿童，他估计，整个大浦镇大约共有800多名血铅儿童。
    当地村民认为，造成孩子们血铅超标的罪魁祸首是美仑化工公司。美仑化工公司全称“衡阳美仑颜料化工有限公司”，主要生产电锌和其他化工原料，其生产的粉尘和废水没有经过有效处理就直接排放。据中国环保在线报道，血铅检测发现，离该化工厂越近，儿童的血铅值越高。
    事件被曝光后，大浦镇镇长苏根林的“咬铅笔也可能超铅”的论断引起众怒，被疑“政府护短化工厂”。在舆论的压力下，衡东县委、县政府紧急成立事件调查组，对涉污企业迅速关停彻查。据当地居民称，2014年6月14日晚，美仑化工即已停工不再生产。而后，湖南衡阳衡东县多名官员因该事件受到党政纪处分，该县环保局长等4人被免职。
    事情看起来算是告一段落，淡出了公众的视野，但是污染受害家庭后期治疗和赔偿问题却没有得到解决，他们只好走上了漫漫的维权长路。 
    
    女孩展示排铅药物
    当地政府给受害家庭“做工作” 53名原告锐减至7名
    律师戴仁辉是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诉讼部的副部长。在看到央视《新闻直播间》及其他节目对儿童血铅案的曝光后，2014年9月，他带领团队去到了大浦镇为当地居民代理该案。
    戴仁辉告诉每日人物，这起案件充满了障碍，光立案就花费了许多时间。“从基层法院一直到中院，不知道跑了多少趟。后来还是在信访接待的时候见到了法院院长，一帮老头老太太坚持要打这个官司，为此还产生了一些言语的冲突，最后才算是立案了。”
    2014年12月22日，53名原告向衡东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次年3月，该法院立案受理，但只有13个原告坚持到了开庭。
    潘庆安指出，原告撤诉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当地政府的阻挠。
    他回忆，当年和居民攀谈时，他们指出当地政府在动用各方力量劝说受害家庭撤诉。
    “比如说我给你一两万块钱，你就撤诉，希望达成私下的协议，这是其一。其二，如果还不同意的话，这个家里面在政府做公务员或者一些事业单位的，就让他们先回到家里面待业。第三种方式就是针对穷人家庭，你什么时候撤诉了，低保什么时候帮你交上。”
    这一说法得到戴仁辉的证实。他告诉每日人物，地方政府不愿意让这件事再起波澜，就到各家做工作去了。
毛宝珠的女儿也从广州被“请”回来做家人的思想工作。但是毛宝珠并没有听从。她向潘庆安讲述了一件往事，她曾经在化工厂门口放置了一辆三轮车，铺上被子睡了一晚，以此堵住拉原料的卡车。老人曾放出豪言：“大家听好了，我们没有任何的自杀倾向，如果我们死了，请为我们讨回公道。”
    “公道”似乎迟迟不来。2015年8月28日，一审判决中仅有两名原告得到了1万元左右的赔偿款，其他原告的诉讼请求均被驳回。原告与被告对判决结果均不服，提起上诉。
    “那个工厂当时就是一点钱都不想赔。”代理律师戴仁辉说。
    2016年1月，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此后，13人的原告队伍也减至7名。同年3月，他们不服一、二审判决，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后湖南高院指令衡阳市中院再审本案。2017年4月12日，衡阳市中院依法另行组织合议庭开庭审理该案。
    上诉、驳回、再上诉、再审。陪伴7名原告、5个家庭的是长时间的失眠和精力，金钱上的损耗。戴仁辉坦言，这样漫长的过程，“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折磨。” 甚至有当事人直接跑到法院问事件的进展。
    作为代理律师，戴仁辉常常会接到他们催促了解进展的电话。为了得到更满意的判决结果，他和同事来回奔波，多次修改申请材料存在的问题，经历与衡阳中院几十余次的沟通、商谈。
    经过一年半的等待，原告、被告双方最终达成了一致调解意见，7名污染受害者最终获得了4万至9万不等的赔偿。
    9月18日，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发文称：“至此，历时4年之久的‘儿童血铅第一案’，终于画上了句号。” 
    
    大浦镇周边河道不断被排入污水
    血铅超标受害者维权困难 “坚持下来的人已经很不容易了”
    “这是对几方都算比较能接受的结果。”潘庆安说。他告诉每日人物，在调解过后，他曾致电当事人，他们表示对结果挺满意的，这件事算是告一段落，也不愿再与媒体提及此事。
    “考虑到目前这种情况，这个数字不能说多，也不能说少，因为现在没有一个可参考的标准来衡量。”戴仁辉指出，血铅带来的伤害属于较为缓慢的过程，难以量化，要对伤残程度作出鉴定十分困难，缺乏这样的机构。因此，相关的赔偿也不好界定。
    戴仁辉分析，当前在环境法律方面的措施已经较为完善，但是主要偏重对行政管理和企业的处罚，对污染受害者的民事赔偿这一块存在欠缺。此外，地方保护主义也是造成该案难以维权的另一大因素，政府为了招商引资、维护地方形象，可能会对受害者的维权进行干预。
    相似的案件10年前也曾发生过，只不过结束的更早。2009年9月，甘肃徽县600余名铅污染受害者状告宏宇公司。截至2011年6月30日，被代理人数增至1113名。最后，双方达成调解，污染企业将为此支付900余万赔偿金。4000余名在法院登记的受污染群众中，有1800余名群众血铅检测结果超标，获得赔偿；另有1500名成年人按照目前标准虽未血铅超标，但污染企业愿意支付300元/人补偿。
    潘庆安曾在2015年底发起“血铅儿童救助项目”，旨在帮助血铅儿童。他对该案未能成为一个突破性案例表示遗憾：“我们希望它能赋予更好的借鉴意义，为类似案件在评价损害、计算赔偿方面给出更多的选择和依据。这个案件应该引起更多的讨论，但是目前没有看到。不过说实在的，当时能坚持下来的这些人已经很不容易了。”
其中一名原告在与潘庆安的通话里说：“如果继续再诉讼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了。”
    据当地居民称，美仑化工厂已搬迁到衡阳市里的工业园区，政府预计在美仑化工的原所在地投入2000万左右进行修复。“可能会再做一个高科技的厂子，据说基本上没污染。”
    潘庆安后来又去过几次大浦镇，发现大浦工业园区还在不停的建设中，未来将有更多的厂子继续入驻大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