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灿发，中国政法大学环境法教授、环境资源法研究和服务中心主任、污染受害者帮助中心主任、中国环境维权第一人，2007年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全球“环保英雄”，被誉为“地球的代言人”…… 
　　“你一定想知道这个小老头儿身上怎么蕴藏着那么大的能量，他如何面对地方上官官相护的局面，告倒那些污染大厂，即便他们能为自己辩护得一毛不拔，但碍于法律也只能改道排污了，这就是胜利。”这是《时尚先生》对王灿发的评价。2008年，他与张艺谋、姚明、陈光标等30人被誉为代表“中国光明面”。
　　1959年出生的王灿发今年刚好50岁，已是知天命之年，他笑称自己已经是个“小老头”。但“小老头”依旧乐观豁达，神采飞扬。
　　与环保结缘1983年，在吉林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厦门大学任教的青年教师王灿发来到北京大学法律系进修。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听到了中国早期环保法规起草者之一陈正康的环境保护法课程，从此和环境法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的中国，人们对环境保护以及环境保护法律的关注接近于零，国内也只有两三所大学开设了环境法学课程。王灿发隐约意识到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保护迟早会成为中国的大问题，而《环境保护法》能帮助中国解决即将面临的环境困惑，同时也是全人类应对污染难题的一个途径。于是，王灿发选修了北大的环境法课程。后来他又萌生出一个更加大胆的想法;在厦门大学开设环境法课程。他给厦门大学的负责人写信，表达了自己想开设环保法这门课程的想法，并很快得到了批准。于是他一边听课一边编写教案。尽管这让他很劳累，但却沉浸在幸福和兴奋当中。1984年，从北大进修回来后，王灿发成为厦门大学第一位环境法教师。
　　时隔25年，王灿发至今难忘在厦门大学的第一堂环保课。在讲到关于海洋环境保护法的时候，他问自己的学生们：“你们知道世界上两大风景画派出现在哪儿吗？”
　　学生们一脸茫然。王灿发继续说到：“这两大风景画派一个在荷兰，一个在英国，因为它们是海洋国家，海洋的气象变化和色彩变迁能够刺激画家的大脑，画出世界上最美丽的风景画。”
　　学生们很快就被他所描绘出的景象吸引住了。说起这些，他难掩自豪：“我当时是厦门大学个子最矮的老师，同时也是最受学生们欢迎的老师之一。”
　　在厦大教学的成功，最终确定了王灿发此后的教学和研究方向。1985年，他考上了北京大学环境法学研究生。1988年，王灿发毕业后进入中国政法大学从事环境法学教学、研究工作。当时，中国政法大学里还有几个和他一样致力于环境法研究的老师，但当时环境法研究的前途不被看好。到1995年，学校里只剩了王灿发一个人还在坚持教授环境法，他包揽了全校5个院系的所有环境法课程。
　　令他欣慰的是，如今中国政法大学的环境法研究所已有9位老师，学术水平跻身全国前列。现在我国每部环境法律、法规的出台，几乎都离不开这些学者的参与。
　　对环境保护法的兴趣引发了王灿发的环保意识，他说：“这是对人类很有用处的一部法律，在当时的中国还很少有人从事这方面的教育工作，再加上我本人很喜欢大自然，喜欢呼吸新鲜的空气，有渴望美好环境的愿望，所以决定投身到环境保护事业当中。”
　　如今，王灿发与环保结缘已有25年。
　　赤子之心但真正促使王灿发实现从理论型学者向实践型学者转变的是一个辛酸又欣慰的故事。
　　上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也开始凸显。1995年，江苏省一个养鸭大户贷款买的4000只鸭子十几天内就死光了，其他村民养的鱼虾也死了无数。经调查，原来这一切都是周围几家大型企业排放污水所致。村民们连贷款都还不上，更不要说花钱请律师打官司。王灿发得知这一消息后，挥之不去的使命感迫使他给这些村民去了封信，说愿意为他们打官司。后来，他3次跑到案发地，经过一番论战，法院一审判决排污单位赔偿受害村民74万元人民币。对原来血本无归的农户而言，这无异于雪中送炭。
　　这次诉讼的胜利给了王灿发极大的鼓舞，这是他第一次用专业知识实实在在为百姓办了一件事。王灿发想，全国肯定有许多像这些村民一样身无长物，告状无门的受害者。为此，他打算成立一个专门机构，为环境污染的受害者提供帮助和资助。从1996年开始，王灿发到处找资助、游说有实力的机构和个人。1998年，王灿发才在校园里正式成立了“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1999年，他又筹到第一笔资金并于同年11月1日，开通了热线电话。
　　热线开通前的一天，王灿发在《北京晚报》发了一个不到100字的消息，说次日8点半开通热线。开通热线的当天早上8点，他就来到办公室，正拿钥匙准备开门，就听里面电话响个不停。那一天，王灿发共接到50多个求助电话，有的人还抱怨老是占线。
　　“我知道我做对了。”回忆起这段历史，王灿发既欣慰又感慨。
　　“在咱们国家做点事，先得确定一个目标，然后慢慢地走，路上会有很多障碍，要做现实一些，还要避免与大环境相冲突。”
　　在帮助中心，每天都会接到来自全国各地求助者的电话，他们大多是生活困难、投诉无门的“污染受害者”，而这些也恰恰是王灿发在创立中心时确定的帮助对象。
　　“每一个受害者都是弱者。”王灿发强调说，“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生活困苦，所以更加同情这些弱者。”
　　王灿发出生在山东省菏泽市的一个贫穷小山村，家里姊妹四个，他是最小的。王灿发从小家里生活就比较困难，“所以我的个子这么小可能就是因为小的时候营养不良。”他笑着说，“读高中的时候，我每个月的生活费就2元钱，学校给补助0.5元，每个月从家里拿1.5元。玉米(1625,0.00,0.00%)面的窝头都当菜来吃，最常吃的瓜干面（地瓜切片晒干后磨的面）窝头，黑得象狗屎一样。”
　　因此，当福建省屏南县1721名村民向帮助中心求助时，王灿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1992年3月，亚洲最大的氯酸盐生产厂———福建省（屏南）榕屏化工有限公司落户溪坪村。此后，当地空气质量越来越糟，周围的毛竹、果树、花卉全部枯死，下游鱼虾逐渐绝迹。这个以种植毛竹为主的小村庄在1990年至1994年间，只有1人患癌症死亡。而1999年至2001年的2年时间里，共有17人死于癌症，成为轰动一时的“癌症村”。从1995年，即化工厂投产的次年到2004年，溪坪村适龄青年征兵体检连续9年竟无一人合格。当时《新闻联播》记者前去采访，县领导多方搪塞，播出那天，全县强制停电。
　　村民最终想到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案子打得很艰难，拖了多年，直到2005年12月，二审判决生效，判赔68万余元。此案也被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评为2005年十大影响性诉讼之一。
　　漫漫维权路王灿发总向人推荐一部好莱坞影片《永不妥协》，片中讲的也是环境污染纠纷的真实案例，一个没受过高等教育的小律师打赢了3亿美元赔偿的官司，创造了美国历史上同类民事案件的赔偿金额之最。
　　他说：“在中国，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打环境官司太难了。”
　　说到环境维权，王灿发始终离不开一个“难”字。“环境纠纷的加害人往往是能够给当地创造税收和就业机会的企业。既然这个企业能够给当地带来税收，就会受到当地政府部门或暗或明的保护。起诉难、取证难，判决难，执行难。”
　　“比如起诉，很多时候，法院根本不给立案。有的法院连不予受理的裁定书都不给，想上诉都不行。究其原因，还是地方行政力量的干预。按照我国法律规定，造成1人死亡、3人重伤或者10人轻伤的责任事故，都要追究刑事责任。一旦法院立案，民事诉讼发生以后，可能就要涉及到刑事问题。有的法院院长直接对我们说，要理解他们的工作。”王灿发无奈地说。
　　王灿发给记者讲述了最近刚刚在最高人民法院审结的案子，这个案子整整被拖了15年。1989年，浙江省平湖师范农场特种养殖场场长俞明达引进20对美国青蛙，繁育成功。1993年，就在俞明达蝌蚪养殖步入正轨后，上游出现了5家染化企业。排放的污水给俞明达的养殖场带来了灭顶之灾。1994年开春，养殖场的蝌蚪出现死亡，眼见蝌蚪一天天减少，无奈的俞明达开始四处上访。然而，上访没有阻止5家企业的污染行为，到9月，蝌蚪几乎全部死光，直接经济损失48.3万元。
　　15年，历经两级检院抗诉四级法院审理，年近七旬的俞明达才最终胜诉。
　　“事实上，环境问题的解决最终还需要各级地方政府转变观念。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同时也应该看到环保经济的前景，从而转变现有的经济模式。”王灿发说。
　　最近，王灿发刚刚完成对北京市即将制定的垃圾处理办法提出意见。王灿发认为，让居民自己将垃圾细分的做法很难实现。建议只要将垃圾分为干垃圾和湿垃圾就可以了。在居民将生活垃圾初步分类后，再将干垃圾经过机器筛选进行分类，湿垃圾可以放在一起进行堆肥。另外，在垃圾收集的过程中也要细致，“现在很多居民将垃圾是做分类处理了，但垃圾车还是混在一起拉走了。”
　　简单生活王灿发的生活忙碌而简单，除了做环境教学和实践的工作，他从不参加非必须的应酬。“如果赶得及一定回家做饭。”
　　“他们都说我做饭好吃，比她（女儿）妈妈做的好。”和谈环保问题时的焦虑状态相比，谈到家人，王灿发却显得轻松自在。“他们没有把我的荣誉和光环当一回事儿，好像我取得这些荣誉没什么值得激动，如果没有取得这些荣誉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有一次，2005年我被推选成为‘2005绿色中国年度人物’的候选人，他们也没什么反应。后来我说第一轮要投票，女儿才发动同学给我投票。我们家的氛围就是这样，对谁都没有压力。”
　　7月6日，在北京大学的元培学院，王灿发又一次站到了讲台上。但这一次和环保无关。他要代表学生家长在女儿的毕业典礼上发言。谈到女儿，王灿发脸上满是骄傲。
　　王灿发介绍说，女儿文章写得很好。2003年9.11事件后，她利用课余时间写了5万字的“911外传”；利用高考后2个月，还以潇湘月为笔名在网络上发表了20万字的小说。“学心理学将来对她的写作也有好处。”
　　简单生活并没有让王灿发有停下来的想法，他与环保结下的是一辈子的缘分，有生之年还要把环境维权继续做下去。在采访的时候，他一再叮嘱，希望通过媒体让更多的人知道帮助中心，让更多的污染受害者看到希望，让更多的人走到环境维权这个队伍中来。
　　“我们不怕案子多，就怕有人退诉。”王灿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