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诉讼如果胜诉，诉讼费可以申请由被告方支付，但如果败诉了，就非常棘手，原告会面临极大的经济压力。 
　　■随着舆论宣传的影响进一步扩大，随着法官素质的提高，两三年内出现环境公益诉讼是完全可能的。

    ■环境政策的历史性转变
    蔡方华(以下简称蔡)：王教授，今年两会上，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快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重点治理三河三湖等，这与此前出台的一些政策法规在精神上一脉相承，你怎么看?    •
    王灿发(以下简称王)：前不久国务院出台的《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在措辞上与过去相比有了明显的变化，首次明确提出了“促进地区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1981年以来，国务院就环保问题出台了5个类似的决定，都没有这样明确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主次关系。新的决定还要求，在自然资源供给不足、经济欠挞的地区，要坚持环境优先，在生态环境薄弱的地区要坚持保护优先，这两个“优先”都是过去没有提到过的，这可谓我国环境政策的历史性转变。    •
    蔡：我还注意到，国务院的这个《决定》提出，要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推动环境公益诉讼。
    王：如何运用法律武器加强环境保护一直我们的一个瓶颈。让环境违法者承担刑事责任，是—个较为严厉的手段，运用这个手段会很有成效。毕竟罚款和蹲监狱对违法者来说，感受太不—样了，但是，刑法有关条款在现实中运用很不够。1997年修订的刑法规定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但是根据我的观察，从1998年到2002年的5年间，全国共发生重大和特大环境污染事故387起，而因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受到刑事追究的至多不超过25起。    
    蔡：也就是说，我国法律中最具威慑作用的条款形同虚设，原因是什么呢?
    王：一是地方保护主义作祟，二是—些条款不够明确。比如，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的和造成人身伤亡的可以追究其刑事责任，但多少则产算重大?死几个、伤几个才追究刑事责任?由于对此没有作出具体规定，所以检察院很难去起诉。
    现在环保总局和最高法起草相关的司法解释，我们正在研究什么是直接经济损失，达到多少需要承担刑事责任，死几个、伤几个就会被追究刑事责任抓起来，这个司法解释估计今年就会出台。    •
    ■环境公益诉讼是强化环境监督的重要手段
    蔡：除了刑法的强制性没有用足之外，环境公益诉讼的状况如何?我感觉这将是今后的一个热点。
    王：近年来，环境公益诉讼在许多有关坏境法的论坛和会议上上屡屡被提及，今年两会上，又有政协委员就此提案，但现实情况不容乐观。环境公益诉讼是强化人民群众对环境保护监督的重要手段，谁污染了环境，每个公民都有权去告他，这样就没人敢轻易排放污水废气了。但在我国，环境公益诉讼面临一些法律上的困境。
    蔡：我也有这种感觉。前不久，松花江污染事故发生之后，北大的六位师生提起了一桩公益诉讼，原告有鲟鳇鱼、松花江、太阳岛等自然物，这个很新鲜。不过好像法院没有受理。
    王：法院没有公开裁定不予受理，而是口头上表示的。其实，法院根据我国的民事诉讼法，是可以以原告不适格而由不予立案的，也就是说，按照现行的民诉法，诉权问题是环境公益诉讼举步维艰的原因所在。但也不是说，公益诉讼官司真的不能打，按照环境保护法的规定，对于环境污染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检举和控告，那么这个控告就是诉权，也就是说，法院是可以根据环保法这个实体法对环境公益诉讼进行审理的。
    蔡：去年两会上，梁从诫先生就环境公益诉讼递交了一个提案，但是司法界有个人大代表认为，不能操之过急，因为，如果要由检察院作为公益诉讼主体的话，就涉及到司法资源的配置问题……
    王：赋予检察机关诉权，没有实际意义，因为检察机关本来就应该对环境污染事故提起公诉。
    关键是要赋予公民和团体以诉权，这样才能把破坏环境和司法不作为置于公民的监督之下。
    蔡：除了原告不适格的法律障碍之外，环境公益诉讼是不是还有别的制约因素？
    王：司法机关尤其是法院对开展公益诉讼存在顾虑，担心大量的官司会涌向法院，这可能也是一个障碍。实际上，因为打公益官司是需要时间、精力和财力的，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能力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
    蔡：前面说到的松花江公益诉讼，原告的诉讼标的为100亿，要是官司打输了，这诉讼费可是很惊人啊。
    王：公益诉讼如果胜诉，诉讼费可以申请由被告方支付，但如果败诉了，就非常棘手，原告会面临极大的经济压力。一方面，诉讼费可以限制滥诉，但另一方面，诉讼费问题也可能导致公民无力提起公益诉讼。这可能是一个两难局面，需要法律从程序上进行安排。
    ■环境公益诉讼的瓶颈亟待突破
    蔡：看来，要想运用好环境公益诉讼这个武器，还面临很多问题，立法和司法解释就有很多工作要做。
    王：修改民诉法这个过程恐怕比较漫长，我希望能在实体法或者单行法方面有所突破。国务院《决定》中明确规定的两个“优先”，应该在环境立法中得以体现，因为政策是法律的灵魂，政策只有变为法律才能保证它的稳定性和国家的强制性。如果环境保护法或正在修订的水资源保护法能够赋予公民以诉权，环境公益诉讼是可以发挥它在环保方面的作用的。今年两会上，也有一些代表提交了环境立法的议案，希望能够有所推动。
    蔡：王教授，乐观地看，你预计第一起环境公益诉讼会在什么时候发生？
    王：我相信，随着舆论宣传的影响进一步扩大，随着法官素质的提高，两三年内出现环境公益诉讼是完全可能的。我举个例子，以前在污染侵权案中是没有精神损害赔偿的，但前不久丰台的一位法官在审理地下室水泵噪音污染的案件中，就判了10万元的精神损失费，而且得到了执行，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先例。环境公益诉讼方面的这种先例也非常值得期待。
(fjcupl)